摘要：徐悲鴻在創作 抗戰時期，以徐悲鴻等人為代表的文藝工作者以刀筆為戈，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。周恩來在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
徐悲鴻在創作
抗戰時期，以徐悲鴻等人為代表的文藝工作者以刀筆為戈，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。周恩來在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過程中，與徐悲鴻等人志同道合，留下了親密交往的佳話。
周恩來與徐悲鴻最早相識于巴黎。1924年的一天，周恩來到巴黎公社社員墻前悼念英烈時，看到不遠處有一位黑頭發、黃皮膚的青年正在作畫。周恩來在一旁默默觀看，直到青年把畫收入畫夾后，周恩來才上前與他攀談。細聊之后，周恩來得知對方也是江蘇人，名叫徐悲鴻，1919年來巴黎學畫。異國遇老鄉，兩人都倍感親切，談得很是投機，對于徐悲鴻想用藝術的形式喚醒國人的想法，周恩來表示贊同。兩人還一同在巴黎公社社員墻前合影。之后他們懷揣各自的夢想走上了救國之路。
轉眼到了1940年，徐悲鴻已是享譽全國的藝術家。當時中國軍隊在戰場敗退，抗戰進入極為艱難的階段，許多人發出悲觀的論調。但徐悲鴻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，他巧妙運用中華民族歷史上“愚公移山”的神話故事，畫出震驚世界的作品《愚公移山》，展示中國人民勤勞勇敢、百折不撓的精神，駁斥抗戰悲觀者。不僅如此，他還將賣畫所掙的10萬美元全部捐獻給前線。正是由于徐悲鴻的愛國情懷、專業造詣和廣泛影響，周恩來曾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身份，推薦徐悲鴻負責有關全國救亡文化宣傳方面的一些工作，但因徐悲鴻受國民黨的冷遇無疾而終。
1945年初，周恩來聽說徐悲鴻由于長期的艱苦生活陷入困境。他特意委托郭沫若帶著延安的小米和紅棗去看望徐悲鴻，并向其轉達因國事繁忙不能親自前往的歉意。與此同時，郭沫若拿出一份《陪都文化界對時局進言》的文稿，內中坦言只有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才能真正實現抗戰救國大業。徐悲鴻毫不猶豫地在上面簽署了自己的名字。此后，雖然國民黨特務因《進言》一再威脅，但徐悲鴻更是嚴正聲明，拒絕撤回簽名。
抗戰勝利后，徐悲鴻離開重慶前往北平擔任藝專校長，途經上海時與周恩來不期而遇。周恩來鼓勵徐悲鴻把北平藝專辦好，為人民培養一批有理想、有能力的文藝工作者。1949年，徐悲鴻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，并與梁思成、艾青等參加國旗國徽評選委員會，見證了新中國國旗國徽的誕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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